秋石客：文化革命中的林彪

秋石客：文化革命中的林彪

一九六五年，党内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将摊牌，林彪走上了政治舞台。
1、林彪与罗瑞卿、陆定一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全面指导军队工作：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主席的书当成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領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四、大胆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員到关鍵的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战术。
此后，最高指示成了风迷一时的专用语，有力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不容置疑的统帅地位。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考虑文化革命战略问题，先解决了要害部门的领导权，中办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因“窃听器”事件而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战略措施之一。
据说毛泽东曾经问过林彪：“你对部队怎么看？”林彪表示说：“罗长子不好把握。”毛泽东没有做任何评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收到林彪的短信和兰州军区党委关于大抓阶级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整夜没有睡眠，吸烟吸了很多，这封短信就是林彪指出了罗瑞卿的问题，罗经常讲政治、经济、军事并列突出。毛泽东先在兰州军区党委的报告上做了批示，而这个批示等于认可了林彪的意见。稍后，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林彪的来信做了重要的批示：“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的不满。许多人完全从私人关系角度写林、罗，忽略政治和思想层面的分歧是靠不住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中央召开上海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十二月上旬，刘少奇刚回国，就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明了会议的重要。实质上，倒罗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文化革命的滩头战、安全战、攻坚战，其主角是毛泽东，不是别人。
十二月十五日，上海会议结束了，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自杀未遂，自此被软禁。
关于上海会议倒罗，许多历史学家和百姓把倒罗完全推卸到林彪身上是不公平的。许多老帅如叶剑英、聂荣臻等；许多高级将领如许光达、杨成武、肖华等对倒罗都是很积极的，并不只是林彪、叶群、吴法宪等参与，林与叶、徐等将帅在文革初期关系是很好的。由于罗抢了叶剑英大比武功劳，使叶帅心血付诸东流，他联合聂帅、总政主任肖华、副总长杨成武等人向毛主席以及林彪告状在前；毛主席借机让他们搜集罗瑞卿的材料，并对林彪放权给罗提出了批评，林彪倒罗是后来居上。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主要是毛泽东认为贺龙、罗瑞卿倾向刘少奇，为发动文革而采取的预防政变的措施，毛泽东对罗向彭真告知毛泽东支持姚文元文章，造成《北京日报》、《解放军报》报同日转载《评海瑞罢官》，非常警惕，疑心罗不可靠。另外，有些林彪研究者只从个人历史渊源来断定倒罗林是违心的并不积扱，是忽略了政治因素的判断。林彪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罗另搞一套是历史事实，决不能用私交问题把重大党内斗争庸俗化。
五月八日，中央工作会议解决陆定一问题。文革初期落马的中共高官有所谓“四家店”彭、罗、陆、扬，除罗瑞卿与林彪有直接因果外，陆定一也算一个。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根本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政治含义，试图把文化革命文化化，学术化，自由化。
陆定一的倒台，主要除了不突出政治与毛泽东唱反调，反对林彪也是很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单纯把林彪反陆定一说成是个人恩怨是不对的，忽略了林彪与陆定一的政治分歧是不对的，陆定一的倒台，是中央的决定，并不只是林彪个人意见。
2、林彪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将林彪推向政治中心，成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达到了其一生的顶点，成为毛泽东最亲密战友。
笔者以为，毛泽东让林彪当唯一的接班人除了表明对林彪的信任，也是政治斗争需要，当时并无更好的人选，不能表明其他。毛泽东对接班人从来是一帮二看三比较的，培养接班人和换接班人都是正常的，换与不换，要视革命需要而定，固定看待接班人是庸人思想。对培养接班人问题，有许多人加以批判，与皇帝立太子并论，非难毛泽东，有失偏激。实际上，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模式必然如此，培养接班人是力图修补而不是废除斯大林政治模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月十八日，林彪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指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二月二日， 林彪同意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在上海邀请解放军四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会议至二十日结束，写成了会议《纪要》。三月十九日，毛泽东修改了《纪要》。此后，江青将此《纪要》送林彪，他很重视，立即给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林彪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审批。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事业。
林彪参与江青的纪要很说明问题，表明部队不但走在政治斗争前面，而且支持文化战线政治斗争，逐渐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合力，有力支持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发动。
二月七日，成立于一九六四年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把文化革命非政治化。
3、林彪与毛泽东“五、七指示”
一九六六年初，林彪寄给毛泽东军 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阅后，于五月七日给林彪写了一封有名的信。
信中说：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这个指示，非常重视林彪的军队试验，想把它推向全国，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全新的政治理想，很有研究价值，很有历史意义。可惜，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林彪，毛泽东放弃了这一全新的政治思路，又退回到了列宁主义立场。在笔者看来，五七指示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思路，主要是林彪在军队实践的，对这种大学校模式，林彪有无把他作为全国的政治模式来考虑是不清楚的，但从九大前后军队的主导性来看，林彪未必无此想法。如果把军队大学校模式上升到全国性政治模式，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创新，彻底摆脱了列宁式政党政治模式。
4、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林彪“五、一八”讲话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彭、罗、陆、扬问题各异，总的来说是和毛泽东离心的，他们的垮台，标志着中央书记处改组和被搁置。
十六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文化革命纲领性文件，是文化革命按照毛泽东意图贯彻的文件，是文化革命进一步合法化的文件。邓小平等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以及对积扱参加文化革命的干部群众的处理，都是违反了党内路线斗争规则的，是不顾历史背景的，是站不住脚的。
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发表著名的“五一八”长篇讲话。林彪主要讲了文化革命背景，必要性，讲了预防政变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权的决定作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提出了坚决拥护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林彪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不懂这些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　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 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 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 ，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七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 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 大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 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 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 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认为非常重要，提出用文件形式发给全党，毛泽东对林的讲话有保留，主要是疑心林彪政变讲的多，不赞成林彪对毛泽东的过高评价，为此还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可参见附件三）。但考虑政治需要，还是批准了中央的意见。有人说毛泽东的信是伪造的，纯属谣言。但由于当时林彪看过表示不希望此信传播，故原件焚烧，江青留一份抄件，略有改动倒有可能。
5、林彪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五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质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六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控制不利自己的局势。
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学生实际进入“停课闹革命”。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事件。二十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毛泽东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和调查后，于二十五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毛泽东还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搞资产阶级专政，镇压学生，提出“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一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四十七人列席了会议。在四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五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自六月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试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出马写大字报揭盖子，说明党内斗争非常激烈，观潮派不少。
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此后林彪实际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进一步使文革合法化。
这里有必要指出，林彪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不积极，他是被毛泽东、周恩来数天后请到北京参加会议的，说明林彪对权力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很感兴趣。毛泽东、周恩来请林彪参加会，一是周恩来提名并经毛泽东认可用林彪取代刘少奇接班，二是要发挥林彪的作用，推动文化革命深入。
6、积极领导文革的林彪
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二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主要发言，他说“我们要求对干部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查。”他提出了经毛主席同意的三条罢官标准“一、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二、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革命捣乱的罢官；三、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的罢官。”事实上，文革、特别是林彪死后的文革，并没有按林彪的意见办，如果按林彪的办，可能会是另一种局面，不见得失败。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重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十一月三日，林彪在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文化革命，指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贡献。”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和林彪等一起第七次接见了了二百万红卫兵。
林彪的多次讲话表明，他是积扱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对文化革命的理解也是独到和深刻的。
十一月上旬，上海发生“安亭事件”，中央承认王洪文等制造的事件是革命行动。
十一月十六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尖锐指出“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林彪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林彪的这段讲话，反映出他与毛泽东对文化革命认识上的革命与改良的细微差别。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林彪等第八次接见二百五十万红卫兵。
十二月十七日，全国报纸都以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最新一版《毛主席语录》出版。这个版本可以算作《毛主席一语录》第三版。原版本中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面又增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在二版基础上也做了较大修改，“前言”一开始就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笔者认为，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至今为止最准确的。
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向纵深发展，林彪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一月四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认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虽然事后陈伯达、江青因事先没有汇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痛斥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成为“二月逆流”的背景之一，但并没有改变陶铸被打倒的命运。陶铸被打倒后，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合肥去世。
一月六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八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此后，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
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体现了当时林彪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历史地位。
一月十三日，林彪写信支持肖力，并对解放军报作了批示。
事实证明，有学者称林彪在文革中一直是消极的见解并不成立。
7、“二月逆流”，文革派初见分歧
所谓二月逆流（京西宾馆和怀仁堂的“二月抗争”）是文革中著名事件，在此事件中林彪与江青就有分歧。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是毛泽东考虑到左派难于驾驭政治局面而做出的决策，至于后来许多军队支持了保守派也是无法预料的。林彪作为军队的一线领导人，未能完成配合好毛泽东文化革命军队支持左派的战略，是力不从心还是有所保留是很值得研讨的，总之，毛泽东对林彪的支左工作未必满意。
二月三日，毛泽东与外宾作了重要谈话，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陶铸为代表有普遍性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表明了毛泽东既反右又防左的立场。
关于林彪批评江青成为二月逆流的另一个背景，有一段吴法宪的说法值得参考。一九六七年初中央文革与军队将领矛盾很大，叶剑英向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 在叶汇报完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家里，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最后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副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在叶群的劝架下，江青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
在文化革命高潮中，文革派开始出现分裂现象，林彪与江青的矛盾日深，林彪为肖华问题发火指责江青是开端之一。根子在陈伯达，陈伯达公开打倒肖华江青并不知道，江是无端受气。
林彪至死都不能彻底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认识文化革命和江青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用是令人遗憾的，说到底，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老革命一样，他也未能摆脱中国许多老干部对女人政治能力的深层次封建思想偏见。实际上，真正参加策划和领导文化革命的除毛泽东外，江青差不多是第一人，江青和张春桥是最了解毛主席文化革命思想和战略的。  
二月十一日和十六日，在毛泽东、林彪批评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和江青违反组织原则“打倒陶铸”的历史环境下，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京西宾馆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指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进行了反文革的活动。十六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同意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十八日晚，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干部，被康生形容为“发了无产阶级之怒”，毛泽东说“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让你们干，把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我和林彪重上井冈山”。毛主席的这段话表明，他和林彪是战斗在一起的。
此后，从二月二十五日起至三月十八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名义，批斗了这些老帅们。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周恩来牵头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许多后人过高评价二月抗争，回避毛泽东、林彪敲打中央文革的背景，是说不通的。
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旋风。
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了文化革命的主流和支流问题及军队支左问题，指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要求“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坚决支持把文化革命引向深入。
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进行批判。十二日至十八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集中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
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亦称六六通令，表明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制止全国性动乱的正确立场。  
8、“七、二零”事件
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七二零”事件，该事件成了中国文革由放到收的转折点。
有材料说毛泽东去武汉前知道武汉很乱，成了全国的一个焦点，中央一开始是不赞成毛泽东去武汉的，但毛泽东自信能解决问题并执意要去。结果武汉军区支持保守组织冲击毛泽东在武汉的住地东湖，毛泽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经毛泽东同意，林彪等在北京调兵遣将，毛泽东秘密脱离险境，飞往上海。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全国陷入真正大内战边缘。
在笔者看来，武汉七二零事件相当于历史上的西安事变，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改变了武装左派与右派放手一博将文革进行到底的想法，使毛泽东下决心尽快结束文化革命。
对武汉军队异动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并没有深究，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武汉军区陈再道等人的。笔者认为，作为伟大政治家，毛泽东更看重军队山头的平衡，所以并没有深究陈再道等将帅，并不是怕陈再道类，而更可能是警惕林彪一方势力坐大。武汉事件是一场影响文化革命全局的事件，陈再道逆行有没有后台等，非常值得研究。徐海亮著《东湖风云录》颇有所得，有兴趣者可一阅。
七二零事件后，中国左派开始四面出击
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提出左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不准备妥协，试图将文革进行到底。
八月七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提出毛泽东赞赏的群众专政革命主张，具有深远的意义。
八月七日，王力发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支持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冲击了周恩来的政府。随即发生诸如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
面对左派从中央到地方冲击军队、冲击政府的浪潮，毛泽东显然不能应付多个战场，树敌过多，决定收拾打乱仗的极左势力。
八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此后，毛泽东等以反多中心和抓五一六为名，控制了地方群众扱左势力，都是为实现其结束文革战略服务的。
王、关、戚是文革激进派代表，当时他们有无个人野心想立功进常委，对这个问题分析没有多大意义，即便有也没什么。重要的是，读者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他们三个人的事，对王、关、戚没有专案说明毛泽东很清楚他们的性质，战略调整总得有人牺牲。
八月九日，林彪发表讲话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主张，并提出“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表明林彪并不了解毛泽东要结束文革的战略意图，同时表明了林彪的革命政治观点。林彪认为：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现在变成了很好的事情，对全国文化革命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文化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不经过这个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就弄不清哪些是社会主义，哪些是资本主义。
林彪的这些话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看来林彪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武汉事件看得很严重，想收兵，他反而很乐观，想扩大战果，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文革收和放的分歧。
   八月十七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四人组成，吴法宪牵头。
军委办事组的成立，标志着文革枪杆子班子成立。文革小组与军委办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文武两翼，他们若能团结起来意义重大，反之则适得其反，可惜最终未能团结起来，令文革遭到重创。
后来人把军委办事组说成是林彪的办事组，有违事实，忽视了毛泽东的决定作用。客观的讲，精干的军委办事组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军委办事组的问题是骄傲自满，不尊重中央文革小组，没处理好毛、林、周、江的关系，特别是对江青至死不服气，论资排辈、轻视女政治家，铸成大错。
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进一步表明了毛泽东对文革由放的方针变为收的方针。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七月至九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毛泽东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提出了结束文革的基本目标。
十一月六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毛泽东及文化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伟大贡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重要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高度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指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彪给海军首次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十二月八日，林彪在接见军委政工时讲了话：我军历来是靠政治工作，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军队有今天，国家有今天，主要靠毛泽东思想，离开这个，解放军就不成为其解放军。毛泽东思想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

一九六八年，林彪继续走在文化革命的前沿，配合毛泽东，但积极性明显不如以前。

9、“扬余博”事件

三月，出现被称之为不大不小“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扬、余、傅”在当时公开的罪名是大刮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鼓吹多中心，搞右倾主义，分裂党中央，互解解放军，推翻新生革委会，搞独立王国，搞黑材料，冲击中央文革等。

杨成武由于把毛泽东的一些机密人事谈话外传，搞华北山头，写文章“大树特树”毛泽东及林彪出格，导致毛泽东不满；由于同林彪保持距离而遭林彪疑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由于带武装人员进入中央文革驻地等，得罪了江青、吴法宪，加上为军内二月逆流人员说好话等原因，导致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以反宗派主义为名，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黄永胜为组长。

“扬、余、傅”事件同“王关戚”事件大同小异，非常特殊和复杂，如果说为军政势力牺牲了文革小组的王、关、戚，能不能说敲打扬、余、傅是对军方的警告和为江青的文革小组助威呢？我看是完全可能的。

从政治术语上讲，如果反王关戚是反左，反扬余傅就是反右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表明毛泽东当时对军委办事组人员是信任的。但后来文革中坚力量江青、康生、春桥等同办事组成员黄、吴、叶、李、邱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及其他会议上经常发生冲突，互不服气，加速了文革文武两派分裂，毛泽东和林彪也不可避免卷入其中。

七月二十七日，北京组成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止八月底，首都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这是毛泽东结束天下大乱的新措施。

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林彪召见了学生“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